本文转自：甘孜日报
“还好，我没放弃”
一位特教老师的4年榆林沟坚守
赵俊和友珍（左）、拥中志玛（右）在学校合影。
赵俊为视障学生修剪指甲。
赵俊为学生讲题。
赵俊为视障学生带路。
◎全媒体记者 刘娅灵/文 受访者/图
六月，康定市城郊榆林沟的风还带着寒意。
州特殊教育学校门口，记者错把一位中年男子认成了赵俊——赵俊在微信上说自己在特殊教育学校教书，记者下意识觉得，能在特殊教育战线坚持下来的，总该有些岁月磨砺的痕迹。
直到一名穿深灰色薄羽绒服、戴金属框架眼镜的年轻人小跑过来。他皮肤白净，笑起来还有几分学生气。“老师您好，我是赵俊。”
谁知这个看起来还像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已经在榆林沟里扎了3年。3年间，他教过视障孩子加减法，劝过执意给孩子喂偏方的家长，熬过无数个想辞职的夜晚，也亲手把两个高原女孩送进了她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学校。
“还好，我没放弃。”他说这话时语气淡淡的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
“来都来了，再坚持一下”
2022年秋天，赵俊第一次以正式教师的身份走进州特殊教育学校。
在此之前，赵俊在康定中学教了一年高中数学。康定中学是国家级重点中学，学生们思维敏捷，乐于挑战难题。那段日子，他有成就感、有奔头，觉得当老师就该是这样。
来州特殊教育学校，源于一次偶然。赵俊听说这里缺数学老师，心里冒出个念头：都是当老师，去帮帮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孩子吧。
可真正站上讲台那一刻，赵俊才意识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。他被安排在视障班教数学，第一节课，他像往常一样在黑板上写下算式，转过身来，张嘴就要开讲，却突然僵住了。讲台下7个孩子，有的眼睛半睁却没有焦点，有的侧着头用耳朵“找”他的方向。他们看不清他写的字，甚至看不清他的表情。那一瞬间，赵俊捏着粉笔的手停在半空，备好的板书设计全用不上了。那时，他还不会手语，只能靠夸张的肢体动作和黑板上大大的板书，试图把那些数字运算“演”出来。那一节课他讲得磕磕绊绊，孩子们听得云里雾里。
此前在康定中学，数学课是赵俊最自在的时刻。解函数、证几何，那些学生一点就透，还能举一反三。他习惯了那种“教了就有效果”的正向反馈，习惯了分数排名带来的职业认同。
可在这里，一切习以为常的参照系都崩塌了。
更让赵俊崩溃的是摸底测试。班上7个孩子，最大的已“十四五”岁，可算一百以内的加减法都吃力。
但赵俊很快发现，教学上的困难，甚至不是最难的部分。赵俊第一次家访的那个女孩，母亲离世、姐姐脑瘫、父亲离家，家庭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支撑。走进那间昏暗的屋子时，赵俊的眼眶红了又红。
那些日子赵俊整晚睡不着，闭上眼睛就是孩子们茫然的脸。他一遍遍问自己：我在这里能干什么？就算教会了加减法，又能改变什么？
半个月后，他实在撑不住了。一天晚上，他鼓足勇气拨通父母的电话，把委屈全倒了出来父母静静听着，一直没有打断。等他说完，沉默几秒，母亲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在城里长大，没接触过困难的家庭和学生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但当初你去那个学校的目的，不就是想帮帮他们吗？来都来了，再坚持一下试试呢？”
“来都来了。”赵俊说，这句话他从小听大。可这一次，这四个字有了不一样的分量。
挂了电话，他坐在床边想了很久。他想起那个女孩昏暗的家，又想起前几天，一个孩子课间跑进办公室，往他手里塞的那颗糖纸都有点皱了的糖。
“来都来了。”赵俊咬了咬牙，“再坚持一下。”
奖牌，在心里
坚持下来的赵俊，像换了一个人。
他重新学习如何当特殊教育老师。这4年来，他教了一拨又一拨孩子，当初那个站在讲台上张不开嘴的年轻人，如今能用手语和听障孩子们简单交流，也能手把手教视障孩子学习盲文数学。他给每个孩子制定不同方案，根据残障程度和学习能力，一点一点调整。
“普通学校和特殊教育没有高下之分，只是侧重点不同。”赵俊说，“普通学校更注重知识积累，教学成果一两年甚至一个学期就能通过分数展现；特殊教育学校更多是家人般的陪伴引导，教学成果可能是在孩子漫长的一生中慢慢显现。”
这种家人般的关怀，可不是挂在嘴上的。学生昂旺有语言障碍，她的妈妈听说一个民间偏方能治病，准备给孩子服用。赵俊听说后急坏了，立刻拨通电话：“阿姐，这个偏方没有科学依据，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？孩子经不起折腾啊！”昂旺妈妈将信将疑，嘴上答应了，心里还在犹豫。
赵俊不放心，接下来几天连打了好几个电话。他讲学校类似病情孩子的案例，讲针对性教育带来的变化，把昂旺的进步拍成视频发过去。收到视频那天，昂旺妈妈在电话那头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赵老师，卡卓、卡卓（藏语，意为谢谢），我不给她吃了。”
赵俊这才松了口气。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的一句话、一个坚持，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。
“慈父”般生活关怀的另一面，是日常教学的“严师”。“严师出高徒”，在特殊教育学校，这个“高”不是分数的高，而是能力的强，是走出校门后独立生活的底气。
“我要求他们自己能做的事必须自己做，对学习成绩也不会因为身体特殊情况就放松。”他说，“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不是严格到苛刻了。但我清楚，他们将来要有尊严地独立生活，现在只能更辛苦地重复训练。”
谈起教学成绩，赵俊的笑容里多了一份笃定。“和大学同学比，他们的‘奖牌’是平均分年级第几、升学率多少。我的‘奖牌’在学生的点滴进步里，在家长的一声声‘谢谢’里。”他说，“我们都在教育一线奋斗，只是赛道不同。”
他最骄傲的“奖牌”，是两个女孩——拥中志玛和友珍。当赵俊得知她们经常靠手电筒的光亮埋头苦学到深夜两点后，心疼得不行，又被深深触动：身处逆境的孩子都不曾放弃自己，当老师的有什么理由退缩？怕她们“吃不饱”，他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为她们制定专项提升计划，还每天放学后专门留一小时给她们“开小灶”。
后来，拥中志玛中考数学考了120多分，成为州特殊教育学校第一个考入康定中学的孩子，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。友珍中考数学考了110多分，考入甘孜州职业技术学校“浙甘班”。
“她们终于为自己拼出了别样人生。”赵俊说这话时，眼神里满是欣慰，像在说自己的孩子。
赵俊的“奖牌”没有升学率排名，没有重点班荣誉，他的成就写在孩子们歪歪扭扭的名字里，写在他们迈出校门、走向独立的每一步里。他的“奖牌”不止于过去，他还想为孩子们的未来做更多。
“替我叫醒他们”
学校的孩子大多存在视听障碍，地震来临时很难及时收到预警。在校园里有老师挨个叫醒、引导避险，可孩子们毕业以后呢？回到家乡以后呢？谁能在深夜把他们叫醒？
这个问题一直压在赵俊心上。他大学就读于数学系，有些编程基础。借着AI大模型，他开发了一个小程序，当小程序读取到当地的地震预警信息时，就自动把手机的声音、亮度调到最大，同时调动震动、摄像头闪烁、屏幕闪烁等功能，让视听障碍群体尽可能快地感知到地震预警。
“孩子们总要离开学校的。”赵俊说得轻描淡写，“到时候，至少手机能替我叫醒他们。”
他做的还不止这些。赵俊发现，听障或言语障碍的孩子小时候能发出很多音节，可随着年龄增长，由于缺乏持续的语言训练和反馈，他们大多慢慢失去了自己的声音，最后只能发出单一的“啊”。他觉得遗憾，那些孩子明明有过声音，却一点点消失了。
于是赵俊开始捣鼓一个语言训练模型：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录入不同发音，人工剪切出不同音节进行语句拼凑，再将句子的意思和音频“喂”给模型。经过大量训练，模型便能识别孩子的表达意图，越用越准，越接近真实的声音。
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”记者问他。本以为他会说程序繁琐、耗时太久或经常熬夜。他脱口而出：“笔记本电脑的内存不够。”
记者先是一愣，然后忍不住笑了。不谈付出，不说辛苦，开口就是技术问题。但笑着笑着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动。这个看起来还像大学生的年轻人，把所有闲暇和精力都投进了这些与他无关的琐事里。
赵俊说，他和朋友亲戚聚会时，总不由自主把话题引向特殊儿童。他讲他们的身心特点、讲他们生活里的困境、讲他们不被注意的小小需求。“这些孩子终究要走向社会。社会对他们多一分了解和包容，他们的未来就多一分空间。”
从教学到生活、从校园到社会，从一个孩子的进步到整个残障群体的长远发展——这个27岁的年轻人，目光所及，早已不只是榆林沟里那方小小的讲台。
照管现在，照亮未来。赵俊正用最赤诚的心，为这8个字写下最踏实的回答。
记者结语
记者完成采访离开州特殊教育学校时已近晚上十点，孩子们已经睡下，校园一片静寂。赵俊送我到校门口，他用食指压在嘴上，朝我做了个“嘘”的动作，略带歉意地站在台阶上笑着挥手道别。
他的身后是榆林沟沉沉的夜色，但他的眼睛里，分明有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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